信手拈来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“独身”日记（11）

        2008年5月17日 星期六

    首先向地震中的死难者致哀，然后向战斗在第一线的军人、警察（包括我的儿子）、干部、医护工作者、群众致敬！

    又是星期六，一个人在家，多么孤寂。震区也没有什么好消息，儿子也没有音信。今天《新晚报》提到了哈尔滨消防兵的消息，但特警没有消息。

    接着讲故事吧。

    昨天说到，如果不是出了一件大事，我们不知道还要玩儿多长时间的“捉迷藏”，因为我们俩谁也没有勇气把“我爱你”这三个字说出口。那样的话，也可能我们不能“有情人终成眷属”。

    1968年10月30日，我敬爱的父亲被迫害致死。消息是十多天后，我大妹妹写信告诉我的。

    我父亲“解放前”曾参加过GMD“建军”[1]（这个事也将在另文叙述），当时被定为“严重历史问题”[2]，戴帽监督使用。文革中，自然难逃厄运。1968年夏天，就被押在“群众专政大队”[3]不准回家。我毕业临去密山前，曾和大妹妹去“探监”。我还违心地对父亲说：“好好改造，争取重新做人。”（我父亲是最好最好的好人，比起现在那些GCD的贪官污吏不知要好几万倍）又说：“我毕业了，分配到密山，离哈尔滨太远。对家里和妈妈的照顾恐怕只好有劳妹妹们了。”

    我后来想，这也许就是我父亲决心去死的原因之一（如果当时的“定论”“畏罪自杀”属实的话）。因为可能他觉得，我这个长子毕业工作了，妈妈可以托付给我了。

    当时父亲单位的造反派的定论就是“自绝于党，自绝于人民，畏罪自杀”（奇怪的理论：不是党员，竟然也能“自绝于党”！）。但是，我们觉得，我父亲怎么也不至于“自杀”。那么他的死就有两种可能：一是被造反派打死的，然后伪造“自杀”的现场；二是他实在忍受不了那样残酷的非人的折磨，觉得死比活着要好，“死”是一种解脱。

    我研究生毕业，回到黑大以后，还专门去调查过我父亲的死因。当时，有一位和父亲同时“在押”的姓张的老人跟我说：“你父亲绝对不是自杀，是他们打死的。我可以打证言。”并且他也真的给我打了证言。

    但是，因为我父亲当时所在的单位，文革后撤销了，原来的人员都不知流失到什么地方去了。就连它的上级主管单位也撤销了。D大人上台后，全国各单位都在给文革中被迫害的人平反昭雪，惟独我父亲的事无法平反，因为没有人管。虽然最后由市商业局（我父亲所在的主管单位后来併入商业局）给出了一个结论：维持原来“严重历史问题”的结论，文革中的死亡是“非正常死亡”。然后给我家补了几个钱（具体数目不详，因为是我母亲去领的。我不好问，只是对母亲说：“这点钱你自己留着吧，谁也别给。”）。我母亲本来就胆小，更被文革的“红色恐怖”吓破了胆，什么也没敢说，更没敢嫌少，觉得给点儿就比不给强。

    就这样，我父亲的事就不了了之了。这使我觉得很窝囊，也很惭愧。我堂堂男子大丈夫，竟然连自己的父亲怎么死的都弄不清楚，当然也无法报这“杀父之仇”！可是，在中国，又有几个人能报“杀父之仇”呢？你找谁去报这个仇呢？！

    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    [1]建军：GMD退出东北前，曾建立各种军队的番号，大肆招募士兵，以备日后反攻之用。后来，被GCD称之为“建军”。我父亲是在自己一无所知的情况下，由别人给他报的名，并且委任为“军需少校”。实际一天也没去过，更是一分钱“军饷”也没拿过的，但竟然背了一辈子黑锅，并为此送了命。

    [2]严重历史问题：GCD的“政审”的罪名之一，仅次于“现行反革命”。古人云：“窃钩者诛，窃国者诸候。”我父亲连“钩”也没“窃”过，只背了个“虚名”，却用自己的一生来“恕罪”。呜呼，天理何在！

    [3] 群众专政大队：这又是造反派的发明：各单位“揪出来”的“牛鬼蛇神”，送监狱送不进去（没法定罪），而且当时监狱人满为患，就连当时的“公检法”本身也被认为是“资产阶级专政”的工具，因此，只好关在本单位的某个地方，由造反派派人看管，称之为“群众专政大队”。